王任(1901～1946)，1901年生于河南省桐柏县。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1934年到1946年在西安当律师。他积极投身于民主革命运动，与西北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先生关系甚笃。杜斌丞是西北民盟的领导人、西北的进步报纸《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的董事长，王任则是该报的法律顾问，是并肩战斗的战友。
1946年1月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双十协定》，制造了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捣毁了《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主报》，在重庆掀起了新的-狂澜。此风迅即传至西安。2月末，国民党特务给《秦风工商日报》写了不少匿名恐吓信，并向市内冰窖巷报社印刷厂投了燃烧弹，起火后被工人扑灭。成柏仁社长率领职工在报社院内巡逻、守夜，并向国民党西安警备司令部报案，采取合法的形式进行斗争。3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借口所谓“张莘夫事件”，组织-反苏-。这个由一小撮特务分子组成的队伍沿途高呼反动口号，并叫嚷《秦风工商日报》是“共产党的尾巴”，是“苏俄赤色帝国主义的喉舌”，《秦风工商日报》是“俄国子孙”。队伍由东大街直奔南院门，像一群疯狗似地涌入《秦风工商日报》营业部进行捣毁行动，并打伤了工作人员。这是一次最丑恶的打、砸、抢表演。事件发生后，报社同仁在董事长杜斌丞先生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由成柏仁社长出面在被捣毁了的营业部招待各界人士及新闻记者，控诉特务的罪行，并向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和西安警备司令部提出严正抗议；同时，《秦风工商日报》坚持继续出版，连日用大量篇幅发表社论和各界人士的慰问信、谈话、文章等等，向广大群众进行揭发、控诉国民党特务的罪行，造成很大的声势，予反动派以迎头痛击。正在此时，王任作为“西安人身自由保障会”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挺身而出，自愿担任《秦风工商日报》法律顾问，向法庭提出公诉，控告反动派摧残舆论、打击民主、侵犯-的罪行。在-如此严重、斗争如此激烈的紧急关头，王任这种主持正义、不畏-、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革命精神，极为难能可贵，不愧为民主革命的冲锋陷阵的勇敢战士。正因为这样，反动派才对他切齿痛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并阴谋拿他首先开刀，以进一步镇压西安的和平-。
1946年4月9日，国民党西安警备司令部特务组长王龙璋率武装宪警查抄了王任的家，他们带去大烟土，栽赃陷害，诬蔑王任“贩卖烟土”，逮捕了他，查封了他的律师事务所。4月23日，国民党反动当局以“烟犯”的罪名，在玉祥门外枪杀了王任。他慷慨就义时年仅45岁。
国民党特务杀害王任，是“西安血案”的开始，是-的进一步升级。5月1日，国民党特务又绑架了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部长、《民众导报》主编李敷仁，把他用汽车拉到咸阳近郊开枪暗杀。后经群众营救，转到延安。这是“西安血案”的进一步发展。“西安血案”的连续发生，表明国民党反动派已撕去一切“民主”、“和平”的外衣，决心打内战，与全国人民为敌到底。
党中央对“西安血案”和李敷仁、王任的遇害十分重视。1946年7月17日，周恩来副主席在《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中说，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以及“西安血案”等等，“这完全-裸地暴露了国民党特务残暴的法西斯本质，采用了最卑劣的手段来镇压和平-及其代表人物。”1946年7月26日，延安各界举行了反内战反特务大会，并追悼李公朴、闻一多、李兆麟、于树中、王任等烈士，朱德总司令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出席大会并讲了话。朱总司令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诸先烈：“你们在各地不怕反动派的压制和捕杀，坚决勇敢地为着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你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你们这种英勇行动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荣的象征。”
民盟中央对国民党特务杀害民盟盟员表示极大的义愤，提出了严正抗议。1946年5月上旬，民盟中央负责人之一沈钧儒以及林亨元等十余位律师联名致函重庆律师公会，要求调查王任被害-。5月下旬，民盟中央发言人对民盟盟员王任、李敷仁两人被害事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交涉，要求追究责任，惩办祸首。7月，民盟中央为李公朴、闻一多、李敷仁、王任等人被暗杀事件再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指出：“李公朴、闻一多、李敷仁、王任诸君，始终站在本同盟立场，从事-，……在不犯法的范围内而遭摧残至此，则政府究竟是否准许人民有其合法的政治活动之自由?”
王任及其他死难烈士，用自己的鲜血进一步激起了全国人民反抗国民党-的怒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