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润石（1906～1928） 花园镇人，1906年出生于一个破落士绅家庭。祖父丁逊斋，以行医为业；父亲丁瑞亭，以教书谋生。丁润石出生时，家道已经败落。他7岁入私塾读书，不久父亲病逝，家境渐窘，除母亲从事纺织外，主要靠变卖家业和从丁姓搬运码头抽起一份利钱维持生计。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家庭的困境，使他变得沉默寡言、老成持重，读书异常刻苦，小小年纪便被街邻亲友誉为奇才。丁润石12岁考入汉阳晴川中学，15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
北大就读之初，丁润石在潜心攻读学业之余，大量阅读进步书刊，深受革命思潮影响。目睹中国-现实，视野逐渐开阔，思想不断成熟，主动接近进步师生，并积极给《新青年》、《语丝》等刊物撰稿。1923年10月，他和好友杨玉清在武汉《大汉报》上合办《平旦旬刊》。撰写了大量评论和杂文，强烈抨击军阀残暴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专横无耻。对在痛苦深渊中挣扎的劳苦大众，则给予了深切的同情。1924年，丁润石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更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种活动，给进步刊物组稿撰稿。第二年“五•卅”运动暴发，北京学生组织了“沪案雪耻会”以作声援。他积极参加声援-活动，并毅然报名参加学生敢死队。
1926年寒假，丁润石回家结婚。在家期间，他召集镇上有为青年讨论国家时政，宣传革命道理，还动员妹妹、妻子放脚剪发。他多次登门劝导叔叔，不要在搬运上当把头攫取不义之财，并主动放弃自己家的那份利钱。在他的动员感召下，叔叔终于决定放弃剥削，还给每个码头工人退了大洋三元。这年正值直奉战争暴发，京汉铁路中断，北京笼罩在一片-之中，许多学生被捕入狱。身份早已暴露的丁润石不便返回原校，按上级指示于1927年初转入武汉中山大学二院就读，不久，担任中共二院党支部书记。
当时的武汉中山大学，是由武汉地区的几所大学以及外地迁入的几所大学合并而成，分为四院。其中，二院（文社学院）最为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因为该院开设了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课程，而且-也异常活跃。丁润石进校后，积极发展革命组织，团结进步力量，带领二院师生广泛参加社会活动。武汉地区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中，大都有二院师生参加。社会舆-推二院为最“红”，国民党右派势力则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同年三月，他受组织委派，到湖北省农民协会教育部兼职。
1927年“七•一五”事变前夕，组织上拟定丁润石撤离学校，转入地下。他牵挂二院工作，再三请求留下，不顾个人安危，细心安排已暴露身份的同志撤离，对身体不好的同志和怀孕的女同志，也大都作了妥善安排。事变发生后不久，胡宗锋、陶均匪军进驻二院，院学生会也派进了国民党的政组委员，校内天天有人失踪被捕。丁润石毫不畏惧，他和敌人同室相居，仍坚持进行活动，并接近敌士兵交心谈心，宣传革命道理，启迪其阶级觉悟。丁润石等学生领导人留校坚持斗争，给二院师生以极大鼓舞。在二院党组织的领导下，广大师生群起而攻之，迫使二院国民党政组委员会解体。被骗充当政组委员的同学也反戈一击，学生会又重新为进步力量所掌握。8月中旬，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侦察得知丁润石的真实身份后，予以通缉，校方也将他告示开除。组织上再度要他撤离武汉，他仍请求坚持。9月初，组织上调他去从事工运工作，方离开学校。
武昌武胜门外，有一纱、震寰、裕华三大纱厂，大革命时期这里的工人运动极其活跃。大革命失败后，中外资本家为破坏工人的-斗争，玩弄阴谋，抢先停工关厂。纱厂工人掀起了反停工、反减薪运动。敌人经多方侦察，发现工厂工会仍在继续活动，而且领导此次运动的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敌警方和国民党纺织工会出动密探跟踪缉捕，数次将这个陌生的年轻人，包围在工人住宅区，挨户搜查，却总是一无所获。同年12月的一天，敌密探在武昌昙花林的工人住宅区，盯住了那个年轻人并将其逮捕。逮捕之时，他仍挣扎将一份名单吞人腹内。在一个洗衣妇家里，敌人搜到了他送去洗烫的长袍，看到衣领上所留姓名才知道，他就是丁润石。
亲人得知丁润石被捕的消息后，当即典当家产前去营救。一位曾在北京蒙受他多方照顾的小学教师屠琼芳，也通过在卫戍司令部友人的关系，极力救护。然而，他断然拒绝以否认真实身份、书写-宣言为条件换取自由，在法庭上昂首挺胸，慷慨陈词，坚持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守革命信仰的高贵品质。
1928年元月16日，丁润石就义于武汉济生三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