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英，1902年冬出生于北京市通县东南前北营村的一个农民家里。1914年，母亲病逝后，秀英就用她那瘦弱、单薄的肩膀，为父亲分担生活的重担，艰难地拉扯着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这一年，她才12岁。
两年以后，仅仅为了减少一张嘴的吃喝，父亲忍痛把她嫁到了小甘棠村的梁家。
1944年，小甘棠村的人民终于有了出头之日。8月，中国共产党通县一区区委工作组来到这里开辟工作，相继建立了村政权、农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支前等各项工作。杨秀英，这个苦水里泡大的贫农女儿就立即成了党所信赖的积极分子。她从早到晚旋风般地忙碌着：串联群众投入抗日斗争，秘密搜集敌伪情报，给八路军送公粮、做军鞋，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1945年的春天，小甘棠村的农会、妇救会正式成立，杨秀英担任妇救会长。
党的各项工作的进行，斗争形势的发展，使杨秀英的朴素感情逐渐上升为高度的阶级觉悟。而斗争生活的锻炼又把她变得更加成熟。就这样，在党组织的不断培养教育下，她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她已不再是一个仅仅为自家或本村乡亲们奔走的妇女了，而逐渐成长为一位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誓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共产主义战士了。担任妇救会主任不久，1945年6月，她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入党以后，杨秀英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立即投入了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工作。她出席党召开的会议，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组织妇女们进一步做好支前工作。她及时地完成党布置的各项任务，很好地配合了其他方面工作的开展，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斗争的形势愈加复杂。很多原来的日伪人员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的走狗。特别是杨秀英所在的地区是属于根据地的边缘，时常受到地主还乡团和土匪的袭击和骚扰。斗争的残酷吓不倒杨秀英，为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在党的领导下，她积极领导群众进行土改反霸的斗争。特别是在当时群众还有顾虑的情况下，她每天和党支部的同志们一起到群众家里进行艰苦的说服动员工作，消除了乡亲们的顾虑，提高了大家的阶级觉悟，并先后打击了克扣群众粮食的反动富农，又领导大家斗争了恶霸地主陈国治、赵世春等人，使土改工作顺利地进行。
然而，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正当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蓬勃开展时，那个被斗争过的恶霸地主、原日伪新民会主任陈国治逃到了通州，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充当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为了进行-倒算，他组织了壮丁队等反动武装，与国民党的自卫队勾结在一起，在小甘棠村修起了炮楼，对当地的人民群众进行疯狂的镇压。1946年七八月间，先后将刚成立的农会主任和副村长杀害，并扬言决不放过一个共产党，-的气焰极其嚣张。
面对敌人的屠刀，杨秀英没有动摇、退缩。党组织、村政权遭到敌人破坏后，她毅然担起了组织群众全面开展工作的重任。针对当时该地区敌我双方拉锯的特点，她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斗争方式，巧妙地躲开了敌人的搜捕。为了继续给人民军队输送军鞋、军袜等物资，她一方面动员有亲朋在城里的群众从城里买布，用把布缠在身上或者做成被子的办法送回；另一方面在村里秘密组织许多妇女在两三天内赶制出来，然后利用卖菜、串家的机会。把军鞋等送到指定的地点，及时支援了前线的战斗。
1947年农历7月22日上午，驻通州的国民党自卫队、壮丁队等百余匪徒，在匪大队长崔林山率领下，突然包围了小甘棠村。匪徒们事先派了两名特务把杨秀英抓捕到村中的大庙里，又胁迫未及逃出的四五十名群众到庙里开会。杨秀英明白敌人这次来决不会善罢干休，她看到新任村长、农会主任及部分党员干部都在人群中，为了避免更大损失，她在片刻之间已下定了牺牲个人以保护村中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决心。这时候，匪首一面持枪强迫群众挖埋人的坑，一面对杨秀英进行审问：
“你是共产党、妇女主任?”
只见她昂首挺胸，十分镇定而有力地回答说：
“是我!”
“农会主任是谁?”
“是我!”她回答得更坚决。
“村长是谁?”
“是我!”
“谁给八路军送粮、送鞋、送东西?”
“也是我!”仍然是斩钉截铁地回答。
匪首不死心，对杨秀英说：
“只要你招出谁是共产党，谁是干部，就放了你。”
“党员、干部就我一个人。”
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崔林山气得脸色发青，浑身发抖，急忙下令把杨秀英活埋了。杨秀英壮烈牺牲了。小甘棠村人人悲痛，个个落泪。乡亲们说：“秀英死得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