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原名秦邦宪，字则民，1907年6月24日生于浙江省杭州市一世代书香之家。父亲秦肇煌，毕业于杭州法律学堂，一度在上海当助理律师，1915年因患病举家迁回祖籍无锡。博古幼时在秦氏公学读书，后又在县立第二高等小学、省立第三师范附小就读。
1921年夏，博古高小毕业，考取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纺织科。在校期间，博古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先后参加进步团体孤星社、锡社的活动。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全国各地先后举行悼念活动。无锡进步团体、各界进步人士筹划举行追悼大会，正在苏州就读的博古赶回无锡，参加大会的组织筹划工作。4月15日下午，孙中山追悼大会开始，恽代英在会上作了有关孙中山生平历史和政治思想介绍。不久，博古加入了国民党。五卅运动前夕，博古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博古积极参加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这时他正患有肺病，抱病参加--。
9月，博古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他在这里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多次听取-、恽代英等人的讲演，开始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10月，博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博古开始担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书记。同年11月，党组织派遣博古到苏联深造。1927年初，博古来到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山大学，博古开始同王明结识，滑向教条主义的泥坑，并进行了宗派主义活动。
1928年，博古作为中山大学的优秀学生被选派到红色教授学院受训，并开始用“博古”的笔名，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
1930年5月，博古结束了留苏生活，回到国内，被分配在总工会宣传部，负责编工人内部刊物《劳工报》和《工人小报》。同年6月，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王明、博古对立三路线持有不同意见。但他们不是批评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是引经据典，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由此受到立三中央的严重警告处分。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立三路线后，1930年10月末，共产国际执委会就给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信中把李立三等的“左”倾错误说成是同共产国际路线根本对立的错误路线。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来信，21日召开政治局会议，25日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承认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12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华，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1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宣布撤销对王明、博古等人的处分。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在米夫的扶植下上台，一跃而为政治局委员，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4月，在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博古被选为团中央书记。9月下半月，由于王明将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将于12月到中央苏区，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卢福坦、李竹声等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这时，博古年仅24岁。
博古积极推行王明的教条主义思想路线和宗派主义组织路线，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直至断送中央革0据地。
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对博古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是此时，他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面对同志们的批评，十分沮丧和气恼，写下这么几句似诗非诗的话：
我是多伤惨，
光阴犹如胆，
何日胆光转，
红军出青天。
他盼望红军中有像包龙图那样的“青天大人”来替他主持公道。
博古虽然没有想通，但他对大家的批评指责还是能耐心听下去，没有依仗权势去堵别人的嘴。当会议决定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时，他表示服从。
遵义会议之后，博古下台已成定局。终于，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博古离开了他的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岗位。
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博古，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后来，他还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主任。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
两军会师后，下一步该向哪里走?毛泽东指出“北上抗日”，张国焘则坚持“向南攻打成都”。
6月26日，在两河口关帝庙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张国焘为此初次发生争执。博古面对毛、张之间的初次交锋，明确表示：我们的战略方针应是向北夺取松潘，这是实现战略方针的枢纽。博古的这一态度出乎张国焘的意料之外，他没有想到此刻博古如此果断地支持毛泽东。会后，博古找张国焘交谈，提出四方面军中仍沿用伙夫、马夫的名称，是旧军阀的残留。张国焘听了十分恼火，当即反驳道：“叫什么名称有什么要紧?!”说完怒气冲冲地离去。张国焘回到杂谷脑驻地当即召集干部会议，对红四方面军营以上干部把自己满肚子的不高兴倒了出来，说毛泽东和博古的态度最坏。
8月上旬，红一、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右路军由中央率领，以-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以朱德为总指挥，张国焘为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博古随右路军行动。
10月5日，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及原红一方面军建制的五军团南下，到四川北部的卓木碉，自行成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并以他那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通过了《决议》，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
党和红军面临着大0!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林育英出现在陕北，以共产国际特使的身份与张国焘反复周旋，加之中共中央与之进行不懈的斗争，同时南下部队又受到挫折，张国焘的0活动终被粉碎。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乘飞机由莫斯科飞抵延安。12月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俨然一副钦差大臣的架势，还是那般四处指责，乱打棍子。王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而毛泽东则坚决主张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独立自主。
博古曾多次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谈判，深知在国共合作中蒋介石企图通过合作抗日吞并或消灭中国共产党的阴谋。为此，他多次警示王明：“一切经过”和“一切服从”都是不妥的。
王明听了不以为然，反说博古太忠厚了。不久，王明在武汉自行拟定中共中央委员名单，并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对外发布宣言，甚至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谈话，明显表现出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觊觎。
1938年1月，博古在武汉创办《新华日报》。2月13日，他在《新华日报》第一版登载《毛泽东、朱德最近抗战言论集》，从行动上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
王明借共产国际这张“王牌”处处压人，搞得党内空气异常紧张。1938年9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带回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的重要指示。王明一听，像泄了气的皮球——瘪了!王明的挑战终遭失败。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在全党开展整风的准备会议。会议第一天，毛泽东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主题报告。他认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他提出：“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
很明显，毛泽东所指的即是博古任中共中央总负责期间所推行的路线。前台是博古，后台是王明。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28个人，每人都要发言、表态。张闻天第一个站起来作检讨，接着便是博古发言，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遵义会议时，我是公开反对的。后来我自己也想到，遵义会议前不仅是军事上的错误，要揭发过去的错误必须从思想方法上，从整个路线上来检讨。我过去是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四中全会上我与稼祥、王明等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的，是洋教条反对土教条。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在西安事变后开始感觉这个时期的错误是政治错误。到重庆后译校《联共党史》才对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错误有些感觉。这次学习会检查过去错误，感到十分严重和沉痛。现在我有勇气研究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博古的这一席话说得是那样深刻、坦诚，当即得到毛泽东及与会人员的赞扬。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5月3日这天，博古作了长篇检讨发言，心悦诚服地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
博古再度用严于解剖自己的态度深刻检讨过去所犯的错误，将这些年埋在心里的痛苦和内疚，毫无保留地向党倾诉出来。中共七大，博古被选为新一届的中共中央委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时的蒋介石企图独吞抗日战争胜利果实，中共为此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0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和平建国纲领、宪法草案等限制蒋介石-的议案，蒋介石对此多次表示不予接受。为此，中共再次派出了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国共两党经过数次交锋，阻力重重，蒋介石在“宪草”问题上大做文章。1946年2月，毛泽东决定派博古以“政协宪草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身份，前往重庆，协助周恩来、王若飞等开展工作。
1946年2月13日，博古与董必武等乘飞机由延安飞抵重庆。
经过一个余月的谈判，国共双方在政协决议、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
为将谈判情况及时向党中央报告、请示，博古、王若飞决定乘飞机返回延安。
4月8日，一架银灰色飞机徐徐从重庆机场起飞。机内除博古、王若飞外，还有邓发、新四军军长叶挺及其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儿子阿九，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及其孙子黄晓庄、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等，以及驾驶飞机的美军飞行员兰奇上尉等四人。
4月7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预先向延安发出电报：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于4月8日上午，由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飞机到达西安后，又一次向延安发电：飞机将准时到达延安。
8日下午1时，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来到延安机场，博古的夫人张越霞也带着小儿子侠儿赶赴机场迎接亲人。
这时，天空突然出现几朵乌云，云团越滚越大，火球似的太阳不见了，顷刻间落下密密细雨。在机场等待的人们顿时焦虑起来。
2时许，空中传来飞机隆隆声。来了，飞机来了!大家翘首期待着飞机降落。
机声由远而近，人们睁大双眼透过云雾寻找那个黑点。片刻，隆隆声又由近而远，渐渐听不见了。4时左右，人群怀着不安的心情离去。
毛泽东和朱德回到王家坪，当即向西安发出询问电。5时，西安回电：该机未曾返航!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机上人员安全如何?毛泽东等为此心绪不宁，甚是悬念。
4月9日，晋西北兴县的一位农民上山打柴，当他走到黑茶山时，发现山壁黑乎乎的一堆杂物，他走近一看，见是一架被摔毁的飞机和几具模糊的尸体。这位农民当即向区委报告，区委组织人员赶到现场，他们从飞机残骸中找到一张名单，上面写着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13人的名字。
噩耗传到延安，犹如晴天霹雳，震痛人心。
原来，博古等人在重庆乘坐C47美式运输机先抵西安停机加油，接着直飞延安。当飞机抵达延安上空时，正遇阴雨，满天阴云密布，看不清地面目标。当时飞机的导航设备较差，只得返回西安，由于气候恶劣，能见度极低，飞机迷失方向，误向晋绥边区飞去，进入山区。为了寻找地面目标，飞行高度很低，于浓雾中触山失事，博古等13人加上机组人员四名全部遇难。
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成立了由毛泽东等26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
4月15日下午2时，中共中央为“四八”遇难烈士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朱德、刘少奇分别讲话。
19日，当博古等人的遗体运回延安后，延安各界再度举行追悼并公祭“四八”烈士。
上午10时，礼炮-24响，紧接着哀乐奏起，与会的三万多人脱帽肃立……
郭沫若闻此不幸消息后，挥笔作诗——《英雄们向暴风雨飞去》，诗中写道：
滚热的眼泪无法阻挡，
千人万人的眼泪流成了长江，……
这天大的损失啊，怎样补偿!?……
郭沫若在祭文中说：“秦公博古，南方之强，守正不阿，寡默深藏，为民请命，锐不可挡，言室满室，言堂满堂。”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邦宪同志来渝从事宪草起草工作，为民主宪法的产生而努力，此次因宪草问题，回延安报告，竟以身殉。我们要来填补这个空子，使一部民主的宪法，不管什么样的破坏都要产生，中国35年没有一部民主宪法，我们要为民主宪法而奋斗。”
20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为“四八”烈士的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