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作舟(1851-1898）晚清绩溪三奇士之一，伏岭下人。
名运超，字班卿。幼随父居甘肃任所，读父书，有枕戈待旦之志。1863年父死于回民起义战火之中，随即返里求学。然而他不满于邑中诸儒穷经皓首读经的风气，发出了“穷乡僻壤中，苦于无所师法”的感叹，于是学于杭州，与赵之谦、程蒲荪等结为学友，于书无所不读，过目成诵；又读龚自珍诸集，关心时务，然于科举则连连报罢。1882年，他任职于天津支应局，于局务总理李兴锐交往尤笃，李之公务皆取决于作舟，自是益发究心于当世之务，著《邵氏危言》，启迪民智、倡导向西方学习，被广为流传。陶模等欲荐于朝，而作舟仍甘于幕僚生涯。又作《论文八则》，精辟地总结我国古文创作历史与手法，可谓“文章学”之滥觞。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他“与李文忠公(李鸿章）言皮口驻兵”，然“不听，复进图说明之，卒不能从”，“旋日人果于皮口进兵，于是京津间，谓公料事如神，识与不识者，皆知公名”。中日战争后，他认为和议虽成，但“吏治不修，胎乱未去，京津不久恐有大乱”，于是在郁郁中于1898年正月初一卒于天津任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