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公元前227年，荆轲于易水之上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而后告别诸人，西入虎狼之国，去刺杀暴君秦王嬴政，成为万古流芳的侠士。无独有偶，时隔28年，柏人城又发生了一起刺杀汉高祖刘邦的案件。主谋者便是闻名天下的贯高。
一
汉高祖七年(前200)冬，刘邦带兵北击叛乱的韩王信，战事进行得很不顺利。十二月，刘邦归途路过赵国(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市)。赵国国王张敖，是张耳的公子，刘邦的大女儿鲁元公主的丈夫。当时张敖见皇帝岳丈到来，按子婿礼数接待，毕恭毕敬，非常周到。不料刘邦痞子脾气大发，他箕踞而坐，肆意漫骂赵王。赵国的相国贯高、赵午等人，都是当年张耳的旧臣，而今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见此情景，异常愤怒。他们对赵王说：“请为您杀了他!”张敖听后非常惊讶，急得咬住自己的手指头，直到出血。他说：“先生为何说这种错话!当初我父-，依靠皇上得以恢复，皇上的大恩大德泽及子孙，我又被封为赵王。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皇上所赐，希望先生不要再说这种话了。”贯高、赵午都说：“是我们的不对。赵王您是长者，不背叛对自己有恩德的人;而我们臣下执于道义，不愿受到侮辱。现在皇上侮辱我王，便是侮辱我们，所以想杀他。此事决不牵连于您。事情成功归您，事情失败，我们自己接受惩罚!”
汉高祖八年(前199)冬，刘邦带兵到东垣(今河北正定南)，攻打韩王信的余部，班师回长安时，南行经过柏人城。贯高得到消息，预先在馆驿的侧室藏匿杀手，准备刺杀刘邦。
正当刘邦想要住宿的时候，心里有些扑腾，就问：“这是什么县?”有人回答说：“柏人。”刘邦说：“柏人者，迫于人也。”意思是说，柏人，就是被人制约胁迫，于是不宿而去。此次刺杀，并未成功。
二
次年十二月，贯高的仇家了解到他刺杀皇上的计划，向朝廷举报。刘邦下令，逮捕赵王和谋划刺杀的人。紧急时刻，赵午等十几个人争着要 ，承担责任。贯高愤怒地骂道：“谁让诸位这样?赵王并未参与此事，现在皇上却连赵王一起逮捕了。你们都死了，谁来证明赵王没有谋反呢?”
刘邦命人把张敖装进囚车，押解长安。并且下令：赵国群臣宾客，有敢跟随张敖的，一律灭族。贯高与宾客孟舒等十余人，都自动剃光头发，颈上套上铁环，像犯人一样，作为张敖的家奴，跟随囚车去到长安。
审讯的时候，贯高说：“我们几个人自己要刺杀皇上，赵王并不知情。”此后，贯高被鞭挞数千下，锥子刺，烙铁烫，折磨得体无完肤，但他始终不再说话。
吕后看不过去，几次对刘邦说：“张敖由于公主的缘故，不可能参与刺杀皇上。”刘邦不听，还生气地说：“如果让张敖据有天下，想娶谁就娶谁，难道还少你的闺女做老婆吗?”
廷尉把贯高的供词汇报给刘邦。刘邦说：“贯高真是壮士。谁了解他，能够在下面以私情询问一下有关情况呢?”中大夫泄公说：“贯高是我的同乡，我熟悉他，这是赵国讲求道义、不背其主、坚守信用的人。”
刘邦让泄公去见贯高。两人见面后互致问候，像平时无事时-样欢洽。泄公问：“张敖参与了刺杀计划没有?”贯高说：“按照人之常情，谁不爱自己的父母妻子?现在我的三族都要定为死罪，难道我爱赵王胜过爱自己的亲人吗?赵王确实没有反叛皇上，只是我们下面几个人想刺杀皇上。”于是详细讲了事情的经过，说明张敖并不知情。泄公把情况汇报给刘邦。
公元前198年正月，刘邦赦免赵王张敖死罪，降级为宣平侯。刘邦认为，贯高品德高尚，让泄公传话给他，说张敖已经放出，你贯高也被赦免了。
贯高高兴地问泄公：“我们赵王真的放出来丁吗?”泄公说：“是的。皇上还认为你是有才德的人，所以也赦免了你。”贯高说：“以前我所以坚持活下来，没有其他原因，只是为了证明赵王没有参与刺杀事件。现在赵王既被释放，我的责任已经尽到，死去也不遗憾了。何况，作为臣子而有篡弑之名，还有什么脸面再去侍奉皇上呢?纵然皇上不再杀我，我心里能不愧疚吗?”于是仰面自刎而死。
在刘邦看来，张敖的臣子和宾客都是有才有德的人，便统统任命为诸侯王的相国和郡太守。
三
对于贯高的侠义行为，司马迁说，当时就“名闻天下”(《史记》卷89《张耳陈余列传》)。
后汉荀悦则评论道：“贯高首为乱谋，杀主之贼，虽能证明其主，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赎公罪。《春秋》之义大居正，罪无赦可也”(《资治通鉴》卷12《汉纪》4)。他是站在维护封建皇权的立场上作出评价的，露骨而极端。
宋代司马光评论道：“高祖骄以失臣，贯高狠以亡君。使贯高谋逆者，高祖之过也;使张敖-者，贯高之罪也”(同上)。他既批评刘邦骄慢，又批评贯高狠戾而不听劝告，各打五+大板。他批评刘邦，也是为了使后世为君者引为鉴戒，因而他的出发点，也在于维护封建纲常。
相比之下，只有司马迁所记的“名闻天下”，反映了当时民间老百姓的态度：谴责皇上倔傲无礼，肯定刺杀事出有因。
贯高知耻而勇，面对侮辱，即便是至高无上的皇上的侮辱，也敢于出手抗争，可谓个性张扬。为坚持实事求是而偷生，肩负道义，敢负责任，活得诚实。他循守礼法，不贪恋富贵，可生之时而求死，死得慷慨仗义。正由于此，他在当时才闻名天下，后世仍然被人称道。
1937年5月，正当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张元济(1867-1959)出版《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书中选录《贯高》一篇，对贯高九死一生，忍受无数酷刑，仅是为主人辩诬，一旦达成目的，立马就死，决不苟且，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贯高与公孙杵臼、程婴、伍尚、豫让、聂政、荆轲等人一样，都是勇于就死、舍生取义的英雄，体现了高尚的人格。又说，“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当然，今天我们对人格的理解，与前人已有很大不同。战争年代的无数先烈，现实社会中舍生忘死、一心为他人的人物，都体现了高尚的节操、伟大的人格，都应成为我们效法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