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琮(557—610)俗姓李，柏仁人。隋代佛经目录学家、翻译家和佛学著作家。《续高僧传》卷2有传。
一
彦琮世号衣冠，门称甲族。少年时代，是在北齐王朝度过的。他自幼聪慧过人，博闻强记。8岁那年，有一位僧人边法师，让彦琮阅读《 须大拿经》。近七千字的-，他一天读完，还能通晓经义。又让他读《大方等经》(即《大方等大集经》)，他只用几天时间便已读完。《大方等经》乃是佛教大集部经典的总集，30卷，广本60卷，主要讲大乘法义，强调诸法性空思想，并对禅法、密宗教义等多所论述，内容十分丰富(刘保金《中国佛典通论》卷1第13章)。以彦琮这种年龄，几天时间便能通晓，实在令边法师吃惊。
10岁那年，边法师正式为彦琮剃度，起名道江。希望他弘扬佛法，如滔滔江河，影响深远。
12岁时，彦琮离家，到宣务山诵读《法华经》。接着游历国都邺城，回归柏仁后，自立法坛，讲解《无量寿经》，从此开始了他的讲经生涯。
北齐武平元年(570)，14岁的彥琮游历军事重镇晋阳。那时，他的名声在儒学名士、道家耆宿和佛界高僧中很是响亮。北齐宰相敬长瑜和卢思道、元行恭、邢恕等重臣联名写信，邀他开讲《大智度经》。敬长瑜等朝臣亲自赴会听讲。彥琮旁征博引，侃侃而谈。众大臣听得如醉如痴，赞叹“法师所讲，闻所未闻”。
不久，北齐后主高纬陪伴太后抵达晋阳。他们得知彥琮在此，决定为彥琮举办0会，请他讲解《仁王经》。《仁王经》全称《仁王般若波罗密经》，主要思想是宣扬般若皆空之旨，提出推广其义，可以使国家社会达到和平。其中《护国品》说，如果国家动荡不安，诸王持诵此经，并请百位法师讲解，那么各种艰险便会消灭。正因为如此，此经格外受到统治者的青睐。讲经那天，宣德殿上人山人海。大殿前部，宫女和太监们护拥着太后和皇帝，中间是文武百官，后面还有奉旨听讲的200名各寺高僧。侍中高元海奉旨搀扶彥琮登上法座，跑前跑后，谨慎伺候。彥琮既烂熟佛经，又明白皇太后、皇帝的意图，突出重点，放开发挥。他言词明畅，仪态端庄，令叱诧风云的名将、能言善辩的文臣艳羡不已。
早在十六国时期，高僧道安就悟出宏扬佛法要依靠国君的道理，北魏时法果又提出皇帝即是当今如来的口号。这次法筵讲经，使彥琮由接近文武大臣开始，进而与皇太后、皇帝接上关系，深切体会到，弘扬佛法必须与政治相结合，得到皇帝的支持。此后，不管改朝换代谁做皇帝，他都能依靠上层，弘扬佛法，应付裕如。
武平六年(572)，彥琮之父去世。居丧期间，他广泛浏览儒、道经典，与朝中饱学之士互相往来。然而0恬静，朝士不请是不肯轻相俯就的。
二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土，就常常与本土的儒学、道教发生争执。各朝皇帝各有所好，因而儒、道、佛的社会地位屡有升降。
557年，北周灭掉北齐。周武帝宇文邕崇尚儒术，重道轻佛。早在他灭掉北齐以前，就召集百官、儒生、和尚、道士，判定三教先后，结果是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最后。由于佛教僧侣剧烈责难道教，周武帝下令禁止佛道二教，和尚、道士一律还俗。另建一处通道观，选著名和尚、道士和儒士120人入观，称为“通道观学士”。通道观学士研究三教哲理，说是要解决三教“争驱不息”状态，实现“一以贯之”的三教归一，实际上要把和尚改造成道士。建德六年(577)，周武帝灭掉北齐以后，又宣布在原北齐境内废除佛教。于是，国内佛像被破坏，经卷被焚毁，四万座以上的寺庙赐给王公作第宅，将近三百万的僧尼还俗，寺院财物散给群臣。
在此严峻关头，名僧慧远在朝堂上慷慨力争，以死后下阿鼻地狱威胁宇文邕让步。僧稠等人则远走他乡，以求保存实力。彥琮与他们不同，他由道江更名彥琮，采用外道内佛的方式，继续弘扬佛法。
由于彥琮声望甚高，学识渊博，佛、道、儒三教俱通，宇文邕对他另眼相看，常常召他入宫，一起讨论道家玄理，还封他为通道观学士。578年，宇文邕去世，其子宇文赟继位，是为周宣帝。宇文赟继承父志，大做道场，往往通宵达旦。此时，彥琮外套道装，内着僧衣，常被请去做道场主持。
道教与佛教，本有许多相通之处。像《楞伽经》讲的“空有兼忘”，心无所碍，与老庄的清净无为、心如死灰的思想颇相类似。彥琮借讲道而讲佛，把佛法精义融入道家玄理之中。讲者有心，听者无意。这种做法，让听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佛法。
大象二年(580)，杨坚做了周静帝的宰相，佛教得以抬头。彥琮立即换上僧人服装，设立法坛，为人开讲《般若波罗密多心经》。581年正月，他与僧人昙延等人，奏请再次剃发为僧，彻底恢复了僧人的本来面目。
三
581年二月，北周灭亡，隋朝建立。
隋文帝杨坚生于尼姑庵中，自幼由尼姑智仙抚养，因而敬奉佛教，长大后又深知佛教有资助王化的政治作用。隋开皇元年(581)，在夺得政权的第二个月，就下令于五岳各建佛寺一所。次年，就在长安敕建大兴善寺，召集中外名僧-译经。开皇三年(583)，下令京城及各州官立寺院于正月、五月、八月之八至十五日行道;修复周武帝灭佛荒废的寺院，广度僧尼。隋炀帝杨广也像其父一样崇信佛教。他曾亲受菩提戒，以“菩提戒弟子”自居。他从做太子到登极为皇帝，不停地大兴佛事，广交僧侣。《法苑珠林》卷100载：隋朝文帝、炀帝两代47年，有寺3985所，度僧尼236200人，译经82部。这样的政治环境，为彦琮施展才华创造了大好时机。
彦琮与王公贵族交往，积极参与各种佛事活动。
他曾经作为随员，随隋文帝东巡各地。
文帝未做皇帝前，曾得舍利一囊。仁寿元年(601)，文帝下诏，在31州建塔供奉舍利。以后又两次下诏建塔，前后共建塔于百余州。彦琮以名僧身份，奉敕送舍利于荆州开义寺和复州(今湖北沔阳)方乐寺，据传，当时有不少瑞应。
大业三年(607)，晋王杨广(后为隋炀帝)未做皇帝前，彦琮与其诗文唱酬。杨广请他到内堂，讲解《金光明》、《胜鬘》、《般若》等经卷。后来，杨广在长安曲池建日严寺，请他做主持，永住此寺。
与此同时，他努力学习梵语，能诵读梵文《般若经》、《楞伽经》、《摄大乘论》、《十地经论》等经卷。然而更主要的，是从事佛经翻译和著述活动。
首先，为了适应佛法恢复的需要，彦琮与文士陆彦师、薛道衡、刘善经、孙万寿等人合作，撰修≮典文会集》，供僧人们学习。又独自撰写《唱导法》一卷，讲解如何唱导法理。对以前的唱导法进行改造，做到繁简适中，为后世所遵行。
开皇三年(583)，隋文帝杨坚亲登法坛，看到画的《老子化胡像》，感到奇怪，命和尚、道士讨论解释。讨论尚未开始，道士们便已承认此事纯属虚构。关于老子化胡，是中国佛、道两教长期争论的重要关捩之一。西晋时，道士王浮与僧人伯远争论佛道正邪，王浮即创老子化胡之说，以为老子西入关变为佛，教化胡人成浮屠，佛教由此而产生。显然，意在挤压佛教。彦琮参加了此次讨论，撰写《辨教论》一文，罗列25条，指责道教的妖妄。
有隋一代，两次开设译经馆，一在长安大兴善寺，一在洛阳上林园。彦琮都曾参与其事。
开皇二年(582)，彦琮应邀到长安大兴善寺译经。当时译经的程序是，先由外国僧人阇那崛多、达摩笈多，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传梵语;再由中国的10位高僧铨定宗旨;然后由和尚明穆和彦琮重新核对梵文，整理文义，修改定稿;最后由彦琮写出序言，置于卷端。看得出来，彦琮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起着最后把关的作用。他所写的序言，后来结集为《新译经序全书》一卷。统计起来，彦琮参与译经，前后共23部，100多卷。
当时，有一位印度王舍城僧人到中国谒见皇帝，临走时希望得到隋朝人编写的《舍利瑞图经》和《国家祥瑞录》。彦琮奉命将这两部书译为梵文，编作10卷，赠送印度僧人。印度僧人把这两部书带到西域，流传很广。把汉文译为梵文，这在中国以前是很少见的，具有一定开辟意义。
彦琮译经，促进了东西方佛教界的交流，对沟通中外文化做出了贡献。
大业二年(606)，隋炀帝重建东都洛阳，彦琮与众僧前去祝贺。炀帝召彦琮入宫，谈论佛法。彦琮向炀帝汇报以前译经之事，又给炀帝阅读他以前的著作，炀帝大加赞扬，于是下令在上林园设立翻经馆，请彦琮前来译经。那时，从新平、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新获佛经合计564夹、1350余部。这些佛经都用昆仑书(南洋文字)，写在多梨树叶子上。炀帝下令，把这些经卷送给彦琮批览，编定目录，然后逐渐翻译。
在此之前，因为佛经数量逐渐增多，需要通过目录形式，给它分类排队，以便读者一目了然。开皇十四年(594)，彦琮参与撰写《众经目录》(通称《法录经》)7卷。仁寿二年(602)，彦琮以《法录经》为基础，补充新资料，撰写《众经目录》(亦称《仁寿录》、《彦琮录》)5卷，共收录佛经2109部5058卷。他把经卷分作5种类型，即单译、重翻、别生、疑伪、随卷。这样分类，勘定了撰写佛经总集的标准，不仅当时受到称赞，对后世也很有影响，从而奠定了他在佛经目录学上的地位。而为外国文字的佛经编写目录，更是首创。彦琮经过仔细研读，撰写目录5卷，把这些昆仑文佛经分作7种类型，即经、律、赞、论、方、字、杂书。这样做，便于翻检，为以后的翻译创造了条件。
彦琮一生，著述颇丰。
当他第一次参与译经之时，与达摩笈多接触很多。笈多走过许多地方，见多识广。彦琮依据笈多的谈论，加上过去的资料，撰成《大隋西国传》(又名《西域传》)一书。此书改正了当时同类书籍的错误，充实了内容，使人们对西域的地理状况、风俗人情有了一个全面了解。此外，他还与裴矩合撰了《天竺记》。
在佛法方面，除前面提到的著作以外，彦琮还有《通极论》、《通学论》、《福田论》、《僧官论》、《辨正论》、《慈悲论》、‖语论》、《鬼神论》、《善才童子诸知识录》、《沙门名义论别集》、《达摩笈多传》、《法琳别传》等著作。这些作品，从不同方面丰富了我国佛学宝库，为研究佛学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四
彦琮长期从事佛经翻译，编撰佛经目录，对译事颇多体会，提出了不少精辟见解。
(一)提倡中国人直接学习梵语。
在《辨正论》中，彦琮认为翻译佛经非常困难，常常发生错误。因此，要想准确掌握梵文佛经精义，最好的办法便是直接学习梵语。他说：“直餐梵响，何待译者?”如果和尚们“才去僧衣，寻教梵字”，“则人人共解，省翻译之劳”。这是一项非常超前的主张，此后很长时间不被人注意。像唐代大翻译家玄奘，虽然曾经留学印度，娴熟梵语，也只是穷年累月伏案翻译，对于教育徒众学习梵语却很少用力。今天，当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小学大都开设外语课程，一些高校直接用外语授课，众多学子出国留学，才真正实现了1400年前彦琮的主张。
(二)主张专家翻译。
隋代译经，是中外经师合作而成。那时，“若令梵师独断，则微言罕革;笔人参制，则余辞必混。意者宁贵朴而近理，不再巧而背源”(《辨正论》)。意思是，如果外国专家精通梵汉语言，让他们独自翻译，就不会失去梵语原文的精义。而外国专家不能精通汉语，那就要中国文士参与译文的增损修饰，从而使梵文经义与中国文士的润饰语言(余辞)相混杂。所以他呼吁，由精通梵汉语言的僧人直译原典，摒弃中国文士的增损修饰。彦琮提出的问题，直到玄奘译经，才得以解决。玄奘既懂佛法，又精通梵汉两种语言文字，他把梵文经典直接译成汉语，出口成章，不劳文士修饰，只要记录下来便是精品。
(三)论定译人资格。
在《辨正论》中，彦琮首倡“八备”之说，指明译经人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
一、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二、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三、筌晓三藏 ，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四、旁涉墳史，工缀典辞，不过鲁拙，其备四也。五、襟抱平恕，器重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六、沉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衒，其备六也。七、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八、薄阅《苍》、《雅》，精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
这八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第一，翻译人员要虔信佛法，立志度人济世，具备长期译经的恒心。第二，要严守佛门戒律，不沾染世俗恶习。第三，通晓经、律、论三藏和大、小乘教理。第四，除精通佛法外，还要旁涉其他文史领域，善于文辞。第五，胸襟开阔，善于听取不同声音，不固执己见。第六，潜心治学，淡泊名利，不自我炫耀。第七，精通梵语，能译出梵文经典本意。第八，阅读《苍颉》、《尔雅》等字书，了解篆隶各种书体写法，译文通达晓畅。
概括这八项内容，第一、二、五、七项讲的是译者必备的操守品德;第四项要求译者必须精通佛学;第四、七、八则进一步要求译者精通梵汉语言和广博的学识。
过去的翻译高僧，并不乏译经见解，但多散见于经卷序言，或译者传记之内。彦琮的《辨正论》则是我国第一篇独立的翻译专论。过去高僧讨论译经多着重于译文质量，彦琮此文则深入一步，进入译经的主体层面。特别可贵的是，彦琮不仅看到了译者学识水平、语言能力对译文质量的影响，而且抓住了译者道德操守在翻译中的作用。梁启超在谈到这“八备”时说：“一、二、三之事，特注重翻译家人格之修养，可谓深探本原。”“八备”说的论述虽然只是译经问题，但对其他学科的翻译也有指导意义。
大业六年(610)，54岁的彦琮因患痢疾，病死在译经馆。
彦琮死后，归葬故乡柏仁。至今宣务山东坡横卧一座苔花斑斓的石室，状如棺材，长5.2米，头高2.6米，尾高2米。石室深2.5米，高0.8米，宽0.75米。石室左侧有石阶，可达室门。室门处刻有“隋国译经法师彦琮遗身”和“大业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无常”字样。
登临宣务山，瞻仰石室，想见大师之仪容风采，回顾大师之-事迹，译经贡献，不禁顿生崇仰敬礼之情。只是可惜彦琮墓在崩山的隆隆炮声中已不复存在!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