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1104年4月26日—1162年4月26日），中国宋代史学家、目录学家。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福建莆田）人，世称夹漈先生。
一生不应科举，刻苦力学30年，郑樵立志读遍古今书，他和从兄郑厚到处借书求读，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在经学、礼乐之学、语言学、自然科学、文献学、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
著述据统计达80余种，但大部分已佚亡。今存仅《通志》、《夹漈遗稿》、《尔雅注》、《诗辨妄》及一些零散遗文。其《通志》堪称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共200卷，分传、谱、略3部分。20略共52卷，是全书精华。其中的《校雠略》和《艺文略》是研究中国目录学、校雠学的重要文献。在《校雠略》中，他从理论上阐明了图书采访、类例、著录、注释的观点。在《艺文略》中，他突破前人所用的四分、五分、六分、七分、九分等文献分类方法，创立了12类、100家、432种的分类体系，著录10912部、110972卷图书，力图全面、系统地反映当时的文献存亡情况，超越了前人，取得很大成就。
文学成就
喜游览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读尽所藏。于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术之学，皆有论述。在史学上，推崇司马迁、刘知几。他认为史学应该广博会通，故尊通史而抑断代，称司马迁而贬班固。著述繁富，《通志》200卷是他的代表作。其中二十略最为学术界所推重。二十略中的《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是他研究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总结，而以《校雠略》影响最大，是我国古典目录学理论著作之一。
它评述了历代各家目录，总结了自刘向、刘歆以后1000余年目录工作实践，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学术观点。在目录的著录方法和范围上，指出不能“只记其有，不记其无”，应将书、图兼书，通录古今，不应遗漏亡佚之书，以便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图书分类理论上提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若无部伍之法，何以得书之纪”，“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
在解题和编目上，认为“书应有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之论”，即使对应释之书，也不能泛泛而谈，提出了“泛释无义”的原则。要求编次目录要著录全面，一书中如有多种学科，应分别标出名目，编次应分先后，他从理论的高度阐明了类例可以剖析学术源流的思想。他的目录学思想对我国目录学发展有重大影响。清目录学家章学诚据其精要，著《校雠通义》，把古典目录学研究推向高潮。私人藏书亦丰，对采访购求图书颇有心得，他总结出访求图书有八法：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人求，八因代以求。世称“求书八法”。著述达80余种，多已亡佚，今存者除《通志》外，仅有《尔雅注》、《夹漈遗稿》、《诗辨妄》等数种。
夹漈草堂
夹漈草堂在福建莆田新县巩溪村的夹漈山上，离市区北面约30公里，这里海拔600多米，山深林密，环境幽静，空气清新，是我国宋代著名史学家郑樵著书立说的地方。
草堂原为名副其实的草屋。宋乾道五年(1169年），兴化军知军钟离松把草屋改建为瓦房，题额“夹漈草堂”，供后人瞻仰。
郑樵，字渔仲。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宋崇宁三年(1104年）生于广业里下溪(今莆田县白沙镇霞溪村）。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郑樵已修书五十种，献给皇帝，被授右迪功郎，但没有接受，回家后，筑草堂于夹漈山，编纂《通志》丛稿。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通志》书成，郑樵到临安献书。适逢高宗赴建康(今南京市），-，未得见。第二年春，高宗还临安，诏命郑樵将《通志》缴进，高宗授他枢密院编修官，是时，他已病逝，终年58岁。
郑樵一生述著颇丰，多达81种，669卷，又459篇。其中著名的《通志》200卷，就是在夹漈草堂中写成的。如今，草堂附近，尚保存不少与郑樵有关的遗迹，如瞻星台、曝书石、洗砚池等。民国10年(1921年），涵江商人陈志阳和广业群众集资，在草堂后山东边新建一座“胜迹殿”，为石构屋宇，题额曰“草堂胜迹”。1997年，莆田市人民政府又拨款修葺草堂，修建郑樵纪念馆，以崇尚这位终生著书立说的我国著名史学家。
求学时代
《通志·氏族略第二》追溯过郑氏的悠久历史，汉代曾聚居于河南荥阳。绍兴八年(1138）秋，郑樵对一部蠹痕斑斑的族谱进行过认真的考证，并于次年十二月初十日写了《荥阳谱序》，指出：“吾祖自荥阳过江入闽，皆有源流。”郑贞文亦称：“先世自河洛入闽，始迁莆田，后分支。……所载大姓中，首推梁、陈间之郑庄。《儒林传》亦然，谓郑庄先出荥阳，过江入闽。……至陈时，庄与兄露、弟淑，庐墓构书堂以修儒业，作篇章以训子弟，即夹涤先生(郑樵）亦庄之后也。”郑樵祖父郑宰，为熙宁三年(1070）进士；父郑国器，为太学生。因此郑樵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与文化熏陶。人们称他“性资异人，能言便欲读书，为儿时已有脱落流俗志”。他也曾自述：“幼不学犁锄，慨然有读书志，胸中便以古人自期。每于史册见一传而高风凛凛者，必读之再三，通即掩卷长思，跻仰其为人，扦搏气概以从之游，若骤若驰，及之而后已。”而且，他还下定决心继承家风，把自己培养成为才华出众的人。其《家园示弟桶八首》之一的最后两句诗写道：“家风留不坠，少贱自翱翔。”显然，郑氏重学的家风为郑樵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郑樵生于北宋徽宗三年(公元1104年），他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家庭较好的影响和教育，他的先世原是晋代中原南迁的望族，高祖郑冲、曾祖郑子堂、祖父郑宰(熙宁三年的进士）、父郑国器(政和年间的太学生），都是读书和做过小官的。郑樵是唐五官中郎将郑庄的后裔，当年郑庄曾与兄长郑露和乃弟郑淑入莆倡学，是开发莆田文化的有功之人。郑樵的家乡虽然处在万山之中的莆田广业里山区，但他从小就立下要读尽古今书，
要精通《六经》和诸子百家学术的宏伟抱负。当他刚长到16岁时，他的父亲就不幸去世了。自此之后，郑樵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为了克服家贫无书读的困难，他就和从兄郑厚一起背上包袱，向四方藏书人家求借书读。
郑樵在求学时，不仅仅是学习书本上的知识，而且把眼光开放到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他经常深入山间田野，拜农夫为师，从而得到了许多实际学问。他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但要研究书本上的学问，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天地间的各种科学知识，并勇敢地向社会提出了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与学习儒家经典知识一样重要的号召。
不幸的是，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郑樵的父亲郑国器从太学回家，病死于苏州，那时郑樵只有16岁，就冒暑赶往苏州，徒步扶柩而归。大约受到郑庄兄弟庐墓构书堂修儒业的影响，郑樵也结庐在越王峰下他父亲的墓侧闭门苦读。此时他已立下了毕生读书治学的远大抱负，其《献皇帝书》云：臣本山林之人，入山之初，结茅之日，其心苦矣，其志远矣。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
修史
年轻时代的郑樵，在刻苦追求学问的同时，还十分热爱自己的国家。靖康元年(1126年），当郑樵看到宋朝由于受到北方强敌金兵的侵犯，国家处于空前的危难，他就立即和郑厚一起联名向朝廷当权者上 书，陈述自己兄弟俩的抗金志向和报国才能，并自信一旦得到朝廷起用，就能使国家转危为安。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愿望一直得不到朝廷重视。尽管如此，郑樵的抗金爱国思想，一直贯穿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由于宋高宗畏敌如虎，南宋的半壁江山依然处在动荡不安之中。这时，郑厚在悲观失望的同时，下山参加科举，继之走上了坎坷的仕途。而郑樵则认为如此昏暗不明的仕途，会埋没自己的读书志向，因此他不愿下山应试。由于北方金兵在攻破北宋京都时抢走了宋朝廷的三馆四库图书，所以郑樵决心以布衣学者的身份，在夹漈山为南宋朝廷著一部集天下书为一书的大《通史》。这时，郑樵还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
由于当时朝廷不允许私人修史，所以郑樵著《通志》有三个大困难：一是如果得不到朝廷的同意，他就不能私自修史，否则就要受到官方的打击；二是如果没有得到朝廷提供的充足参考史料和充足的纸张笔墨，这部书就很难成功；三是如果没有得到比当年司马迁更为雅博的学问，这部史学巨著就难以写好。为了得到著《通志》所需学问，郑樵再次背起包袱，独自一个前往东南各地求借书读。经过三年的努力，郑樵在三十刚出头的时候，就读遍东南各地藏书。当时有人称颂他说"惟有莆阳郑夹漈，读尽天下八分书"。
当郑樵得到著《通志》所需学问后，就把书房搬到了夹漈山中的芗林寺，开始了他漫长的修史著书生涯。为了求得朝廷的支持，他著出了一部又一部的新书，并把这些新书寄给朝廷礼部。绍兴八年(1138年），郑樵在《上方礼部书》中，明确地向朝廷提出了自己著《通志》的愿望。这时，郑樵的渊博学问和远大抱负得到抗金派宰相赵鼎、张浚等人的重视。然而，也就在这时，由于宋高宗重用投降派首领秦桧为宰相，所以赵鼎等人很快被秦桧排斥出朝廷，并严加破孩。而秦桧自绍兴九年(1139年）当宰相起，一直当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在这长达16年的漫长时间中，秦桧不但不支持郑樵著《通志》，反而接连三次下禁令严禁私人修史和著述，违者以"擅修国史"罪论处。在这种残酷的政治环境中，郑樵所遭受的危险，可想而知。
遭受打击
绍兴十八年(1148年），年已44岁的郑樵遭受一个又一个厄运的打击，先是他的胞弟郑槱不幸早亡，继之他的幼儿郑惕和妻子陈氏相继死去，就在郑樵沉浸在巨大的精神打击时，秦桧又下了一道严禁私人修史和著述的禁令。这道禁令终于激怒了郑樵，于是他在这一年的冬天，毅然背起又著成的140卷新书，徒步走到南宋京都杭州，他要直接把新书献给皇帝，请求皇帝准许他继续著述。然而，由于秦桧的阻挠，所以尽管郑樵在杭州苦苦等待了一年时间，依然见不到皇帝，也得不到朝廷准许他续著的公文。郑樵见自己著《通志》的路已被朝廷当权者堵死，悲愤不已，但也无可奈何。为了能把自己平生研究的学问传给后人，郑樵在回归山林之日起，就把书房搬迁到远离人烟的夹漈山主峰侧的高山虚谷中，并在夹漈草堂开始著述一部远避宋朝国史三百年的史学巨著《通志》。他要把自己心中的全部愤懑，倾注于《通志》之中。
《通志》初稿
经过数年的艰苦劳动，郑樵终于在54岁那年，初步写出了这部长达200卷、600多万字的史学巨著《通志》初稿。就在他为无钱买文房四宝抄正《通志》成书而发愁时，所幸有抗金派官员王纶、贺允中、汪应辰等人举荐，郑樵才得以入京受到宋高宗的召对。在召对时，郑樵见皇帝也欣赏自己的学术，就当场提出要求皇帝允许他归山著述《通志》，以便早日把《通志》献给朝廷。由于高宗不能体会郑樵的一番苦心，硬是把他留在朝廷担任一个管理文书档案的小官。
就在这时，由于郑樵的学术批判和科学精神，得罪了朝中的许多学士大夫，因此他们不愿意看到山林穷儒出身的郑樵也在朝中为官，于是当即有御史叶义问出面以莫须有的罪名弹劾郑樵，昏庸的宋高宗不分青红皂白，竟批准了叶义问的弹劾，让郑樵以监潭州南岳庙的祠官回夹漈山抄正《通志》。
蒙冤而逝
郑樵对自己无辜受罪是痛恨于心的。但为了《通志》，强忍人间奇辱，依然以一人之力，在高山虚谷中发愤述作。到了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58岁的郑樵终于完成这部划时代的史学巨著《通志》的著作。这一年的夏天，当郑樵把这部倾注他毕生心血的巨著送到杭州时，宋高宗由于战事无暇顾及接收《通志》上殿，便让郑樵在朝廷担任枢密院编修官。一生不愿在朝廷为官的郑樵，因见这个官职可以使自己得以方便在朝中读到许多至今尚未读到的图书，于是便欣然接受皇帝所封之官，随之不顾自己年老体衰，又一头钻进书山学海。然而，使郑樵万万没有想到的悲剧又发生了，由于朝中学士大夫嫉恨郑樵的高明学术，他们害怕《通志》流传于世，于是他们就照搬叶义问诬陷郑樵的卑劣手段，联名上疏弹劾郑樵。这一次高宗没有罢去郑樵的官职，但他很快终止了郑樵到三馆借书读的方便，同时也不愿为郑樵分清是非。郑樵见自己一生清白到头来仍要遭受如此不白之冤，忍愤不过，当即病倒在床，随之蒙冤而逝，年仅59岁，时为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三月初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