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谦吉(1509－1560），字子惠，号槐川，北直隶柏乡县(今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授监察御史，历甘肃、山西巡抚。进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嘉靖三十九年六月初三日卒，年五十二。赠右都御史。
魏谦吉之兄魏谦光，为清相国魏裔介之高祖。
年表：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授监察御史，历甘肃巡抚、山西巡抚。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以兵部右侍郎任陕西三边总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任职期间，移固原守备于镇戎(今固原市原州区八营），以守葫芦峡；改河州守备为参将。
嘉靖三十九年，升兵部左侍郎。
嘉靖三十九年六月初三日卒，年五十二。赠右都御史。
著作：《春秋大旨》十卷，《周礼纂要》，《大学衍」义补摘要》等。
生平和政绩魏谦吉以修《春秋》在家族子弟中独树一帜，且学业优良，得以“贡入太学”。魏谦吉参加科考“联举乡、会试，咸魁选”。事实上，查《明清进士题名录》可知，嘉靖十七年(1538）戊戌科殿试共取士320名，魏谦吉荣膺第三甲第146名，赐同进士出身，彼时魏谦吉30岁。志文撰者袁炜即为该科探花，日后因弹劾严嵩而闻名的沈练亦为魏谦吉同年。据《明世宗实录》载，魏谦吉进士及第的第二年，即嘉靖十八年(1539）十一月，即被授予试监察御史，分属云南道，应该说，这是一个带有临时性质的职位，一年后正式以监察御史之职步入政坛。嘉靖三十一年(1552），魏谦吉移职大理寺，嘉靖三十三年(1554），重回都察院系统，嘉靖三十七(1558）年九月以后，一直任职兵部，从事军事活动，直到人生终点。以下依据志文内容，佐以《明实录》等文献资料，以时间顺序为经，以其不同部门和职务为纬，梳理魏谦吉政途和政绩，撮其要，叙其事：(一）云南道监察御史。
明代的监察系统职在都察院，系统庞大，职掌显要。据《明史?职官志》，明代全国分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正七品，查纠内外大小官吏，在内掌两京刷卷、京营巡视、监临科考等，在外掌巡视地方、清理军伍、监军、榷税、巡盐、提督学校、考察官员、录囚、刷卷等，且协管两京、直隶衙门事务，虽品阶不高，但权力颇重。其中云南道协管京师所在的顺天府各项政务。据志文表述，魏谦吉并没有真正赴任云南，而是在其他地方履职。在监察御史任上，他做出了与职责相应的业绩：1.巡视顺天府，惩治不法宦官。主要政治活动为“榷芦沟商税”。查史料，此“芦沟”应为“芦沟桥”，明廷在北直隶设芦沟桥宣课司，征收通关商税。可见在此期间，魏谦吉在顺天府从事监察，惩治了在商税征收中上下其手、损公肥私的宦官，在特定条件下起到了正风肃纪的作用。2.巡视山西，劾大同总兵下狱。志文中“巡视中路”，语焉不详，无法明确魏谦吉在顺天府以后的巡视地域。参照《明实录》，魏谦吉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二月前后任山西巡按御史，则很有可能“中路”即为山西一带。作为巡按御史，他一方面整饬吏治，一方面奏请赈灾，可谓履职尽责。“劾赵氏下狱”是这期间的又一件大事，关于此事，志文共用27字，言之不详，莫辨原委，需综合史料，详加考证。关于赵氏的身份，志文用字颇为蹊跷，如“大□总兵”，由于碑文漫漶，“□”不明何字。考明代历史，明廷在北边大同、大宁二地驻有总兵，除此之外，无其他含有“大”字的驻军所。联系上文，推测应为大同。总兵赵氏党附勋戚，恣肆不法，被魏谦吉参劾下狱。志文既不挑明总兵姓名，又不明指勋戚为谁，显系事涉敏感，故只存事实而隐姓名，以免滋生延续后世恩怨。赵氏为谁，史料无明载，但此“勋戚”尚可进一步探讨。《畿辅通志》载：“魏谦吉……巡视北城，劾武定侯郭勋纵恣下狱，舆论快之”，参照这条资料，则“勋戚”很可能为嘉靖年间显赫一时的武定侯郭勋。然而根据志文，魏谦吉参劾的是赵氏，并没有直接将矛头指向郭勋，说法互有参差。考虑到《畿辅通志》成书于清代，且为转述，可能存在细节上的问题，我们在此采用志文的说法。郭勋因为“大礼议”而受明世宗赏识，之后恃宠而骄，渐为朝议和皇帝所不容，嘉靖二十年(1541）九月，被言官参劾下锦衣狱。此后，言官并没有停止对郭勋的参劾，终使之在嘉靖二十一年冬天死于狱中。这个事件发生的节点和魏谦吉巡抚山西的时间点部分重合，则很有可能魏谦吉也参与了对郭勋的参劾。按明代军制，大同卫隶属于后军都督府，而郭勋在事发前正在掌管后军都督府，所以，志文中“赵氏党勋戚”的说法不足为奇。也正因此，无论魏谦吉是否有意，参劾赵氏都必会将焦点引向郭勋。郭勋在朝中势力很大，以魏谦吉此时的资历和位置，暂不可能对其一击中的，对《畿辅通志》中的这条记载，应有所取舍。所以笔者认为，魏谦吉在巡按山西任上，将骄横不法的大同总兵赵氏劾下狱中，对武定侯郭勋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中外翕然悚”一句来看，此事应发生在郭勋系狱之前。3.巡查河东盐务，化解边境危机。河东即山西，明代山西产盐区集中于运城地区的安邑和解州，所以巡盐河东实际上就在运城一带。明代中期，山西太原府北境从东向西依次设有雁门关、宁武关和偏头关，合称“三关”，作为屏障拱卫太原府。这个时期，蒙古军事力量进入河套地区，明朝的边患压力陡增。山西“三关”特别是偏头关与河套相邻，因此警报不断，冲突连连。魏谦吉在巡盐任上，恰遇边警，通过修筑城堡、迁移百姓等措施有效应对，化解危机，展现了军事才能，为后来总督军务做了铺垫。
4.巡按江西，修复白鹿洞书院。据嘉靖年间南丰教谕郑守道记述，“大巡魏槐川翁奉圣天子敕来按大江以西”，“激扬振肃”之后，查访白鹿洞，并决定修复书院。此次修复，“鼎宗儒祠七间，修号舍五十余间，整理器用，诸物悉具”，“洞之阙者以补，废者以新”，对于恢复白鹿洞书院的讲学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结合《明实录》来看，时间应为嘉靖二十三年(1544）五月。5.巡视九门，甘肃选军。魏谦吉巡按江西后，遇疾休养，既而又遭遇丧亲之痛。一段休整期后，被明廷委以巡视京营的重任，再一次从事军务。综合志文和《明实录》来看，此次巡视京营很可能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该年六月后，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率军大举进犯明朝，直至八月攻至北京城下，导致京师-，形势异常紧张，史称“庚戌之变”。明世宗一方面急诏勤王军队支援，另一方面分命文武大臣防守京城内外。据实录记载，京师九门和皇城四门“以给事中张勉学、御史魏谦吉等各四员充监视官”，志文中亦云：“南北多事，师旅旁午。公典九门，奇正营则规画防御，百尔饬然具举。”二者所说应为一事，即在紧急情况下被明廷委以重任，在九门中的一处监视守门军队组织和行动的情况，肩负保卫京城的重任。是年十一月，魏谦吉以御史的身份奉命前去甘肃抽选边兵，以充实和加强京师的军事力量，即志文中所说：“搜戎河西，往返数千里外，昼夜飚驰，不三月选军三千，悉如制”，并获得了明世宗的嘉奖，“赐晏赉马”。(二）大理寺丞、少卿。
魏谦吉在这个职位上的活动时间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开始，至迟到嘉靖三十六年(1557）之前，志文和实录中都没有记载具体事迹。这一阶段，魏谦吉的官阶从正七品的监察御史升任正五品的大理寺丞，直至正四品的大理寺少卿。(三）右佥都御史、右副都御史。
魏谦吉于嘉靖三十六年五月以前，任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直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九月，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从政重心逐渐过渡到军旅生涯。根据志文，这个时期魏谦吉做了不少军事工作，不但申明军队纪律，严格人才选用，完备侦察系统，更是针对边境情况向明廷上疏建言，陈述策略。志文显示，经过一番作为，效果也是明显的：“斩获多”“上功首虏数益倍”，作为军事统帅来说，是成功而称职的。(四）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军务。
嘉靖年间，南倭北虏，边警迭现，外患突出，因此明廷格外重视边境防务，其中延绥、甘肃、宁夏为陕西三大边境重镇，合称“三边”，为蒙古鞑靼部侵扰的重灾区。“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者，为一方军政之首，巡抚、总兵、地方三司俱听节制，位高权重，非知兵善兵者不得任。从弘治年间开始，历任三边总督皆为朝廷重臣，名家辈出，如杨一清、王琼、曾铣等。嘉靖三十七年(1558）九月起，魏谦吉被委任以正三品的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军务，说明了他之前的施政方略和军事成绩得到了明廷的认可。志文中总结了他在这一时期的施政要点：一是勤勉敬业，如“兼程抵镇”“石画至废寝食”等，除此外还上疏《防守要务十事》《战守便宜九事》等，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边境形势；二是注重侦察敌情，“亟檄乘陴侦逻，视昔尤谨”。这个时期，魏谦吉曾向明廷条奏“预防七事”，备军方案主要有：1.河州防区升格，从守备“改设参将，增兵三千人，与洮河参将分地防守”；2.修葺军备，“陕西、延绥、宁夏、甘肃四镇城堡墩台近多废圯，宜速令修葺，增备器具，了举烟火，以便防御”；3.置造火器，“查各州县城堡原旧有无火器，酌量冲简，分别事势为之，补造给发以资守御”。在另一份奏议中，他强调严厉法度，“议将城外被贼杀虏人口及失陷大堡者一概拟罪”。另外还积极建议扩大总督的权力，紧急情况下允许便宜从事，就近征调附近兵力。“大虏移驻河西，甘肃边情视各镇为急，遇有寇警请不俟奏报，以便宜调山西、大同、宁固游兵应援，及量诸路远近，定限传报日期，庶军程有稽，不致延误。”这些建议均被明廷采纳或不同程度采纳。应该说，这些都是针对实际情况的务实措施，对于巩固边防付出了很大努力，做出了相当贡献，收到了一定成效。魏氏主持三边军务期间，督兵与蒙古军交战见于《明实录》记载的有两次，前者发生于山丹岔口、西宁等处，与俺答一部接战，“-斩首虏一百余级”；后者发生于宁夏、河东、毛不剌等处，抵御都剌免台吉等部，“斩首六十二级”，这在当时明军非常被动的背景下已经十分难得。此次主持三边军务，为魏谦吉人生的最后阶段，嘉靖三十九年(1560）三月卸任，任职时间不到两年。兴办书院1.重修元氏县封龙书院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魏谦吉等曾出资修整封龙书院，聚徒讲学。
《封龙山新建圣像藏室记》由嘉靖柏乡县进士魏谦吉撰文，记述了元代封龙书院所存孔、颜、曾三石像被遗弃、埋没又重新被发现并建室保存的经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龙书院在元明两朝的盛衰变迁，为封龙山重要碑刻之一。
2.重兴白鹿洞书院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巡抚魏谦吉重建宗儒祠、斋舍、整理器用，清理洞田，选南康府、九江府生童三十余人人洞肄习，聘南丰教谕郑守道主教事。郑守道著有《重兴白鹿洞记》，碑传。嘉靖二十七年(1548），参政张元冲置田，南昌府教授冯元提举．白鹿洞书院。
家族世系从明朝的七世祖魏寒腊起，先后次序为：魏寒腊→魏彦通→魏和→魏兴→魏鉴→魏寿→魏儒→魏谦吉。
志文明言魏谦吉一支为巨鹿魏征后裔，则柏乡名宦魏谦吉、魏裔介一系皆应是祖上从邢台巨鹿迁徙到邢台柏乡。
柏乡魏氏从魏谦吉的祖父魏寿开始获取功名，逐步成为官宦之家。魏寿官汶上(今山东汶上县）训导，为明代地方官办教育机构的教职人员。
魏谦吉之父魏儒，据志文似乎为官于四川岩州，获诰赠右佥都御史衔，魏谦吉之母赵氏亦获诰赠命妇封号“恭人”。魏谦吉之妻李氏，诰封恭人，育有3子4女，三子分别为魏大平、魏大用、魏大治。清初名臣魏裔介为魏谦吉胞兄魏谦光一支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