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朔（约公元前161—前87年），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陵县神头）人。西汉著名文学家。与司马相如同时，以辞赋著称。
东方朔少失父母，由兄嫂抚养成人。汉武帝初即位，即罢斥诸子百家，独尊儒学，并诏令天下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应诏至长安上 书自荐，在《应诏上 书》中，毫不客气地述说了他的家世和刻苦自学、奋发进取的过程，及其品德才干：“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东方朔的上 书，虽有些夸饰，但文辞不逊，颇得汉武帝称誉，命待诏公车。后来，东方朔以恐吓侏儒得幸，待诏金马门。在一次射覆戏中，他辩驳郭舍人，得幸为常侍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东方朔24岁时，汉武帝想把秦阿房宫以南、盩厔以东、宜-以西大片土地圈起来，修建上林苑，并与终南山相接，东方朔持反对意见，并上《谏起上林苑疏》，因此，汉武帝拜东方朔为太中大夫。不久，东方朔因小遗殿上，被免为庶人，待诏宦者署。随后，被命为郎，直到去世。
东方朔在汉廷为郎官期间，朝廷多事，文人大都奉使四方，只有东方朔以及枚皋、郭舍人在汉武帝左右，嫚嘲诙谐，调笑娱人，故时人称他们为滑稽家。至于东方朔的滑稽言行，尤为世人所公认和推崇。可以说，东方朔在汉廷中处于准俳优地位，是汉武帝的“弄臣”。因他滑稽狂放，诙谐多能，应对敏捷，辩智娱人，所以深得汉武帝欢心。诚然，东方朔性格滑稽，但他在汉廷的诙谐滑稽，绝不是毫无目的的为诙谐而诙谐。纵观他的一生，其滑稽诙谐的目的，前期在于取宠求仕；后期在于在尊贵者面前维护自己的尊严。他所希求的并非是让汉武帝喜欢他的滑稽和诙谐，而是使其看中和支持他的言论和主张，采纳他的谏言。如果说，他前期滑稽诙谐的言行，取悦了汉武帝得罪了侏儒、郭舍人的话，那么，他后期滑稽诙谐的言行，得罪了包括汉武帝在内的汉王朝统治集团。因此说，东方朔的滑稽性格，既使其苟活到终老，又决定了他一生政治追求、仕途生活的悲剧结局。
东方朔是一个有才学、有理想、富正义感之士，他不甘居俳优地位和“弄臣”处境，所以他滑稽诙谐的同时，敢于直言极谏。谏汰奢扰民，谏-非礼和谏徇情废法，是他谏诤的重要内容。他临终前，还劝汉武帝“远奸佞，退谗言”等。他这种直言极谏的品格，历来受到称赞。在《史记·滑稽列传》中，褚少孙借武帝之口说：“顾东方朔多善言。”班固赞许他：“正谏似直”，明代康丕扬在《东方先生文集》中赞誉他：“愚尝读班孟坚《汉书》而深有感于东方先生，讽谏直谏各归于正，超出汉廷之上，大有益于人主。”
东方朔学属杂家，是一个多产而知名的作家，他善于用多种艺术形式进行创作。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辨骚》、《诠赋》、《祝盟》、《杂文》、《论说》、《诏策》、《书记》等篇中，就论及到东方朔的各种文体近10种。张溥的《东方大中集》中，除《十洲记序》存疑外，有8种文体，14篇作品，即骚；《七谏》（包括《初放》、《沈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谬谏》）；疏：《谏起上林苑疏》、《应诏上 书》；书：《与公孙弘书》、《从公孙弘借车马书》、《与友人书》；论：《非有先生论；设难：《答客难》、《答骠骑难》；颂：《旱颂》；铭：《宝瓮铭》；诗：《据地歌》、《诫子诗》、《嗟伯夷》。其中《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是他的重要代表作品，这两篇作品，均是他谏诤道路失败之后的晚年所作。《答客难》分设难和答难两部分。设难部分，即是东方朔以自己的职小位卑为根据，对他的才能和道德，提出责难。答难部分，分三层意思：第一，以“时异则事异”立论，论述虽有苏秦、张仪之才，也不能被世所用，进而阐明自己虽然职小位卑，但并非没有才能；第二，以太公70不遇为例，述说自己修身不懈，职小位卑，并不说明自己道德有缺陷；第三，以许由、接舆、范蠡、子胥为例，指出德才兼备者不为世用，恰好证明自己职小位卑，是道德完备的表现。东方朔在这篇作品中，从自身经历出发，在自我安慰的同时，尖锐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发泄了政治失意、怀才不遇的牢骚和愤慨。作品虽明显地存在着封建文人夸夸其谈、清高自赏和消极情绪，但对汉代社会现实的描述，以及对封建统治制度的揭露，是极其可取的。如对当时文人志士不测命运和险恶处境的描述：“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纵然有苏秦、张仪之辩，太公吕望之德，“上观许由，下察接舆，计同范蠡，忠合子胥”，也只能“块然无徒，廓然独居”，老死于荒野之中。这些富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内容，对今天认识黑暗的封建统治制度，具有积极而深刻的意义。《非有先生论》假托非有先生进谏吴王的故事，阐明进谏难而纳谏更难的道理，以及察言纳谏对君主社稷的重要性。统观东方朔的著述，成就最高、使其在中国文学史上之所以取得一席地位的，主要是他的《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在这两篇作品中，以《答客难》更为著名，它是研究东方朔生平、思想和政治道路的重要依据。